很显然，以前农民工以爬楼顶、上塔吊的方式讨薪，是首先把自己摆在了弱势地位，“过激”指向的是农民工自己，是以示弱、乞求来寻求人们的同情、唤醒社会的良知。换言之，他们把维护正当权益的希望，寄托在了别人的同情和施舍上。而以拆招牌、堵公路的方式讨薪，农民工则把自己摆在了强势地位（至少貌似强势），是以示强、威胁的方式来唤起社会正义，寻求问题的解决。换言之，农民工已经把维权的希望，寄托在了自己的强势行动上，而且把“过激”的矛头转而指向建设单位和有关政府部门。农民工再也不是软弱可欺的羔羊。

  　　这种变化似乎警示着，如果农民工工资问题得不到解决，那么今后将会有更少的农民工选择默默忍受，而会有更多农民工愤然而起，采取打、砸、堵、抢、杀等过激方式，来发泄自己的不满——他们已经默默忍受了近二十年，他们已经忍无可忍。尤其是新一代的农民工早已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逆来顺受，他们的维权意识更强烈，对社会不公有更深的切肤之痛，他们更加敢作敢为敢当——“我就是要出口气！一切后果我自己来承担。”

  　　这种变化也似乎警示着，如果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维护，那么他们的过激行动将来也许还会升级，而且单个的过激行动可能演变为联合的过激行动，将会在更大程度上危及社会的安全、稳定与和谐。

  　　农民工的讨薪新方式，向整个社会敲响了警钟。从一定意义上讲，这种新方式是社会不公逼出来的，是民工权益长期被忽视、被侵犯的必然结果。这应该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重视，切实疏通民工维权渠道，切实维护民工权益，平息民工心头的愤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