制定养犬的规定要体现法治精神

“犬有湿草之恩，马有垂缰之义”。在动物中，狗应当是人类最为亲近的朋友了。不过，在许多地方，人类却突然对“狗”朋友看不上眼了，先是说犬伤人、犬扰民等问题已成为一大公害，后是全国各大城市竞相制定养犬规定。

 　　作为一个追求法制文明的社会来说，制定一些养犬的规则倒是符合现代社会公共管理的方向。不过，当认真审视各地所制定的规则时，笔者遗憾地发现，规则并没有体现现代立法所应有精神和要求，随意、主观、空洞、迎合部分人的口味，使这些规则显得不是那么有规矩。

  　　“犬”为患，非犬之错，治理犬患，实际上是在治理人患，所以说，管理犬的规定其实是给人定的。既然是给人定的规矩，那么，这种规矩首先应当尊重人，以人为本。犬之所以成患，根本原因在于养犬之人过于放纵自己的“养犬权”，而对他人的“安居权”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，使自家的犬凌驾于社会上的人之上，“狗权”高于了“人权”。从此意义上讲，制定管理犬的规定，根本目的在于为人类创造一个和谐安定的生活环境，不要因为“犬”的存在而影响到人的生活。因而，法律对于犬和养犬人的行为严格约束，无可非议。但是，对于养犬的人来说，其养犬之目的就在于提高自己的生活情趣，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，养犬扰人虽不足取，但亦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养犬之人的需求和利益。

  　　制定有关管理狗的规定时，规则自身的刚性和力度是一个关键，应避免出现应景式立法和口号式立法。长期以来，我国立法存在一个很不好的现象，就是为了“应付”形势一时的需要而进行立法，从目前各地所定立的有关饲养宠物的城市立法来看，要么是法规过于机械而沦为观赏性立法，要么是过于笼统粗疏而成为满足形势一时需要的口号。比如，《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》中规定：“养犬不得干扰他人正常生活；犬吠影响他人休息时，养犬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”，这明显是一个缺乏操作性的口号式立法，别说养犬不得干扰他人正常生活，就是人自己也不能干扰他人正常生活，这种立法的作用和意义均值得考虑。其实，在国外，关于宠物的立法很多，许多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。比如，美国有三部涉犬法律，即《恶犬法案》、《联邦动物保护法》和《妨碍公共利益法》，以此来规范和约束市民养犬行为，形成了强有力的犬类法治体系，其中有一个著名的“三吠”原则，即在居民区，犬吠超过三声，即算扰民，犬主人就要受到相关法律的惩罚。“三吠”原则相比于北京市的笼统规定“犬吠影响他人休息时，养犬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”，无论是在法律所要求的确定性上，还是在执行中的可操作性上，均要优越得多。

  　　此外，制定养犬的相关规定，我们不能忽视“犬”自身对于犬主人所具有的价值。且不说犬作为伙伴，可以给犬主人带来精神上的安慰，就是把犬看作是一个纯粹的物体，它本身也是有价值的，是属于犬主人的私有财产。宪法规定，任何人都无权未经许可，不经司法程序剥夺他人的私有财产。从各地的立法来看，对于经过合法登记的犬，基本上均给予了一定的保护，但对于那些没有经过合法登记的犬，则做法各不相同，有的地方规定责令办理登记手续，有的地方则规定予以没收。其实，登记行为只是国家进行管理的一种行政手段，登记与否并不能改变权利归属状态，这一点，也可从非法犬伤人要追究犬主人责任上得到明证。所以说，无论是合法的犬，还是非法的犬，它都是犬主人的犬，是犬主人的私有财产，不能因未履行登记手续而予以没收。

  　　总而言之，立法不是为了管制，更不是为了满足社会一时一事之需进行的运动，而是在尊重现有制度和秩序下，为平衡和协调主体间的利益冲突而进行的社会管理手段。犬成患，需治理，但治理的目光不能仅仅局限于“犬”，而应当综合考虑养犬人、社会大众、公共管理等多重因素，因为，在有限的公共环境里，多种利益主体只有相互协调和彼此体谅，才会形成文明、均衡、和谐的社会环境。如果在治理犬患的同时，我们不能充分保护现有的权利关系，则极易引发新的社会问题，相关的立法也就成了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的工具，结果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，在个别时候，甚至连标也治不了。